1學以濟時艱：中研院人文學術的「經世」傳統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寫了一封信給在民國外交界赫赫有名的顧維鈞。那時，顧維鈞正協助參與由國際聯盟組成、以調查「九一八事變」後中日交涉事宜為目標的李頓調查團。傅斯年告訴顧維鈞，史語所編輯《東北史綱》一巨冊，大概下個月就可以出版，現在先「趕印成就」了這部書的「英文節略一小冊」，特別寄奉了二十冊，以供顧維鈞及國聯諸君「參閱」。傅斯年向顧維鈞指陳，這部書的意義是：

在于證明三千年中滿州幾永為中國領土，日人所謂「滿州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實妄說也。若專就近代史言之，自洪武中遼東歸附後，永樂十一年曾置都司于奴兒干（韃靼海峽上黑龍江入海處），並于北滿及今俄國境內置衛所數百。「前見報載先生為合眾社之談話，謂滿洲三百年來為中國土，蓋少言之矣。」此等史事亦可為吾等立場之助，想先生必不忽之也。

確如傅斯年自言，撰述《東北史綱》，正是要證明「『滿州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實妄說也」；因此，他在這部書裡申論，就「二三千年之歷史看，東北之為中國，與江蘇或福建之為中國，又無二致也」的道理。日後，傅斯年更聲言：「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以為「東北竟失掉了，或者名存實亡，中國的國民經濟永不得解決，中國必永為貧民窟，永為困乏、疾病、愚昧之國」（〈中國與東北共存亡〉，一九四六）。凡此諸端，既展現了傅斯年的民族／國族主義情懷，也與他對國族疆域所至的「地理想像」密不可分；另外，也是彰顯訴諸「歷史」，製造「疆域民族／國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在廿世紀中國的一個具體例證。

撰述《東北史綱》的同時，傅斯年也在北大史學系兼課任教。他指導學生研究「史學的步次」曾曰：親切的研習史籍、精勤的聚比史料與嚴整的辨析史實，藉此而「取得史實者，乃是史學中的學人，不曾者是不相干的人」（《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課程指導書》〔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度〕）。遺憾的是，身為民族／國族主義者的傅斯年，帶著「書生何以報國」的熱情而完成的《東北史綱》，是否經得起自己樹立的史學實踐之「步次」的考驗，不無疑問。確實，是著問世後廣受史界批判；南京中央大學教授、也是史學家的繆鳳林，就發表了〈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大公報》〔天津：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九月二十五日〕），開篇直接批評：「傅君所著，雖僅僅寥寥數十頁，其缺漏紕謬，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如此強大的「火力」，傅斯年幾是招架不住；即便他將應付批判聲浪的文章列入自己的寫作計畫（《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九一），但正式的回應文字，始終未嘗問世。

傅斯年的民族／國族主義情懷如此濃冽，對政治社會之關懷，同樣不能自已。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傅斯年固然基本站在支持既存的國民黨政府的立場上，聲稱「此時中國政治若離了國民黨便沒有了政府」（〈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九三二）；但他的支持，卻是有所抉擇的。因此，他大力抨擊國民黨的權貴，「義無反顧」，寫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等聲討權貴的儻論，望重士林。傅斯年撰寫這類政論文章，本是自覺之舉，譬如他告訴史語所的年輕同仁考古學家夏鼐，他寫抨擊宋子文的文章，雖然得熬夜幹活，「晚間寫起，一直寫到夜半」，卻認為乃是「做了一件痛快的事」（夏鼐，「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日記」）。可以說，傅斯年的學術和思想與現實關係密切，在在顯現了傳統中國士人懷持「入世」態度、關懷現實、假著作或時論以踐履「經世」之志的風貌。

中央研究院做為國家最高學術體制，進行「人文及科學研究」工作，本是其成員的基本職責之一。然而傅斯年的這等學術著作和政論文字，即使「發光發熱」，能不能算是他做為中研院成員的工作業績？難有定論。不過，身為一介書生，中研院人文學術工作者就算不像傅斯年那樣，俗世聲名廣為家喻戶曉，但他們成就的「學術」業績，體現的「經世」志向，較諸傅斯年絕對毫無遜色，同樣值得大書特書。

人文學術，當然沒有實際效用。傅斯年自己早就說過：

歷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於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即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九二八）。

只是，「不生利的事物」，猶如「無用之用」。中研院的前輩要角，如擔任過總幹事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即闡釋，若想打造現代的中國，人文學術的工作「任重道遠」：

中國的不容易統一，最大的原因是我們沒有公共的信仰，這種信仰的基礎，是要建築在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上，歷史與考古是研究我們民族的過去，語言人種及其他的社會科學是研究我們民族的現在，把我們民族的過去與現在都研究明白了，我們方能夠認識自己。

因此，他的結論乃是：「用科學方法研究我們的歷史，才可造成新信仰的基礎」（丁文江，〈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一九三五）。可以說，在丁文江看來，人文學術的可能貢獻不容小覷。

沒有觀念的革新，又欠缺體制的支持，想要「用科學方法研究我們的歷史」，本非易事。傅斯年感慨地說，如果還照著司馬遷《史記》的舊公式，「去寫紀表書傳，是化石的史學」；相對地，倘若能利用各地各時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誌書，小如私人日記，遠如石器時代的發掘，近如某個洋行的貿易冊，「去把史事無論巨者或細者，單者或綜合者，條理出來」，那才是「科學的本事」。因此，傅斯年主張要「直接研究材料」，「擴張它研究的材料」，「擴充它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即使難關重重，但傅斯年領導下的史語所據為典則，史語所同仁的業績，確實開拓了簇新的歷史視野（王汎森，〈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而在具體的學術業績之外，史語所同仁擴張的歷史視野，顯現的歷史認識，更往往和傅斯年一樣，總與現實的脈搏同拍，寄寓著豐厚的「經世」志趣，體現了一代學風。

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的全漢昇，進入史語所後始終以經濟史為耕耘的園地，成就可觀。他的研究之一，即是從身歷戰爭時期飽受通貨膨脹、物價奔騰之苦的經驗出發，埋首故紙，回首大宋帝國的場景，撰述〈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物價的影響〉（一九四二）。是篇徵引材料之豐富，令同樣在宋史領域用功不輟的前輩學者中央大學教授金毓黻誇讚「治學之勤劬，近所罕見」（何漢威，〈全漢昇先生事略〉，頁四六九至四七○）；「以已昔視今」，全漢昇述說相類場景的故事，尤可發人深思。全漢昇在史語所出版的專刊《唐宋帝國與運河》（一九四四），闡釋中國運河做為唐宋帝國的動脈的歷史，申論曰「這一條動脈的暢通與停滯，足以決定唐宋國運的盛衰隆替，其關係的密切簡直有如真正的動脈之於身體那樣」。他的研究心得，現在已然是中國歷史教科書裡必有的知識。

史語所第一組（史學組）主任陳寅恪，治學氣魄寬闊，「不甘隨隊逐人，而為牛後」（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一九四三）〉），他寫成於戰爭時期的兩部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確實證明了他的史學實踐領銜諸家。然而，這兩部書的關懷，不是要訴諸隋唐帝國之榮光，藉以鼓動民族／國族主義的情緒。《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論稱，隋唐制度淵源根源之一的北朝時期，所謂「胡漢之問題」，根本不以民族／種族之別為判準，「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文化之關係較重而種族之關係較輕」。用今天的話來說，當時的胡漢之「爭」，「爭」的其實是「文化認同」的抉擇問題。言外之意，不正提醒我們，千萬別被民族／國族主義情緒衝昏了腦袋。至於《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則提出了「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中國與其所接觸諸外族之盛衰興廢，常為多數外族間之連環性，而非中國與某甲外族間之單獨性也」，一定要通覽全局，才能掌握歷史的脈動。陳寅恪對大唐帝國政治史的詮釋，充分啟發了我們該如何從寰宇一家的格局回顧過去；那麼，我們思考現實的視野，絕對不該以國族為限，自是無限寬廣。

史語所的考古事業領導人李濟，有「中國考古學之父」美譽，他的考古視野更是從來不侷限於「中國」。值得注意的是，李濟以自己的慧見與成果，既批判人類學的「歐洲中心主義」，駁斥西方學者的偏見，同時也批評中國學者的狹隘。他指出，「在研究世界人類史中，常常見到有些人因地域偏見、國家觀念而對所談的問題故作畸重畸輕之論」，因此學者絕對應該放棄國家地域的偏見，「把目光看向更遠大更長久處」（查曉英，〈「正當的歷史觀」：論李濟的考古學研究與民族主義〉）。李濟力圖擺脫民族／國族主義情懷的考古事業獨樹一幟，為消融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偏見與歧視，其開拓的思想空間饒有義蘊。

史語所是中研院人文學術體制的「龍頭」，示範昭昭。創院之先本已存在，歷經多重曲折、而始於一九三四年改組重建的社會科學研究所，由陶孟和擔任所長，從此風貌一新，貢獻獨特。在陶孟和掌舵之下，社科所集中於八個課題展開研究：近代經濟史、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國際貿易、銀行金融、財政、人口和統計；其研究重點，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密切相契。到了一九四○年，這個現實社會的傾向更加明確：社科所的研究方針被調整為「就中國社會經濟各方面進行歷史及現狀研究，繼續淪陷區經濟調查，對戰時、戰後經濟政策及經濟機構有所貢獻」（《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冊一，頁三一至三二）。凡此諸題，無不立足於現實，也正是人文社會學者「英雄有用武之地」，大可施展拳腳。

即便社科所同仁的研究，或有表面上與現實無關的課題，但他們的成績，實復深具從歷史脈絡來理解現實的意義。例如與胡適關係深厚的羅爾綱，工作於斯，在社科所主辦的刊物《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上發表的〈清季兵為將有的起源〉（一九三七），述說的主題，即是清季督撫專政、民初軍閥主政等等新近方始成為歷史的場景；爾後，他又寫成《湘軍新志》（一九三九）、《綠營兵志》（一九四五），對這方場景的歷史根源展現的更形深入（潘光哲，〈胡適與羅爾綱〉）。羅爾綱的論斷，當然遇到了後來者的挑戰；只是，成長於軍閥掌權時代的羅爾綱，研究的課題與其說是歷史，其實更像是追問和一己生命息息相關的處境，究竟所由何來。

來到臺灣，中央研究院裡的人文學術工作者，一度身處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之下，舉步維艱。在有限的學術空間裡，有心之士還是可以「步步為營」，以紮實的研究成果，滋育了後來者可以跳出黨國編織的「政治神話」囚籠的思想養分。譬如任教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史學名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在研究生時代就來到近代史研究所撰寫博士論文（一九六三至六五年間），身處其間，與近史所同仁（特別是當時的青年世代）交流密切。他就認為，這群史學工作者藉著著作，挑戰了國民黨正統史學的流行教條，尤其是國民黨政權對於一九一一年革命的自我定義的詮釋。他回憶說：

今日我們已難以鮮活而清晰地憶及，在當時仍生活在蔣氏獨裁政治桎梏之下的現代史家，是如何地挑戰了把辛亥革命歸因於同盟會的官方信條。張朋園教授歸因於立憲派，李恩涵教授則指向各地保路運動的領袖，他們都把辛亥革命，視為其實是一連串與日俱增的各省分治活動的整體呈現，而不認為是孫中山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間領導下的統一的政治革命。他們都摧破了國民黨政權合法性的神話學（魏斐德，〈遨游史海：向導師郭廷以致敬〉，頁五八○至五八一）。

然而，要摧倒黨國編織的「政治神話」，談何容易，往往更得付出「代價」。張朋園在這方面的努力業績之一，是他對梁啟超的研究。他完成的第一部作品是《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一九六四），將被視為政治上與革命派／國民黨對立的梁啟超對晚清時期革命風潮之貢獻所在，剖析入微。書稿完成，主持近史所所務的郭廷以一度「有所遲疑，想要改動原定的書名」，最後還是決定保持原名，由近史所出版。張朋園鼓其心力，完成討論梁啟超和民國政治之關係的專著《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一九七八），一樣也是「敏感」課題，繼任近史所所長職務的王聿均，竟將「稿本擱置了三年之久」，最後自認「擔當不起」，承受不了可能面對的政治壓力，不予出版。這部書也就「成了孤兒流浪在外」，最後才由曾擔任過國民黨中常委、也是史學家的陶希聖主持的出版社頂住了可能的政治壓力，付梓問世。隨著臺灣政治的民主化，已經不見於市面的《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一直要到二○○六年，經過學術審查程序，才由近史所出版（張朋園，〈回歸序〉，《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以學術為根基，質疑既存意識形態的知識工作者，現在當然不致遭遇這樣的「命運」；「雨過天晴」的此際，人文學術的工作者，不該忘記了前輩品嚐過的艱辛滋味。

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即將結束美國的留學生涯返國工作的胡適，回想起自己在異鄉他邦的學習歲月裡，和一班友人彼此切磋琢磨「文學的興趣」，心有所感，詠詩一首，既酬答他們的厚意，也抒發自己返國之後想要做出一番事業的壯志，遂爾高唱「故國方新造，紛爭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回到中國以後的胡適，頭角崢嶸，確實引領無數思想觀念變化的風潮。胡適畢生的事業，未必都實現了這樣的自我期許，尤其他晚年埋頭於《水經注》的考據，樂而不疲，大大辜負各方的期望。只是，在臺灣擔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為爭取與擴大學術生根的可能空間，依復相機量力，創設了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現在的科技部），誠可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顯然，中研院的人文學術，絕對不是與世事無涉的「象牙塔」事業。人文學術領域工作者的學術實踐與業績，對我們所追求理想的生活世界，應當可以供應一些足以揭示當下生活體制絕非「理所當然」的思想資源。倘若以學術自由為屏障，畫地自限，自我隔絕，甘心懷持「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研究態度，總是關注人類動物性本能與感官的風花雪月，「自得其樂」，毋寧是為「學術虛無主義」的魔障束縛。凡是所為，非但不能跳脫先入之見的支配制約，更不免為現實諸多的霸權暴政供應「凡存在必合理」的歷史動力，以為這等商品化的物質生活好似「天經地義」。人文學術工作者的學術實踐，固然不可能提供解決現實問題的標準答案，更不可能設定突破存在困境的金科玉律，然而回顧陳跡故紙，豈容青史成灰。反思中研院人文學術的「經世」傳統，充分顯示，如何超越既有知識／思想的主流架構，又能為認識理解此刻存在處境的智慧，確實「典範在夙昔」，後來者怎能不再三致意，珍重保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