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無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精神層面上，對後世人類歷史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二○一九至二○二○年將被後世視為關鍵的歷史轉捩點。疫情的爆發無疑對身處二十一世紀當代社會的人們帶來重大衝擊，然而從歷史的縱深而言，這並非人類文明首次遭遇大規模疫情的挑戰。傳染性疾病的爆發，與人口移動的規模及頻率相關，全球化為現代社會帶來經濟繁榮與文化交流的同時，也為疾病的流通提供條件。歷史未必循環，但可能押韻，今人熟悉的全球化，實際上可追溯至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在歐亞大陸東西部的擴張。蒙古帝國的跨區域整合，推進了當時歐亞大陸的經濟文化互動，與此同時東來西往的使團、軍隊、商旅、傳教士乃至人口販賣，亦為傳染疾病的傳播提供條件，最終體現在一三四八年鼠疫疫情的爆發。
在疾病之外，氣候變遷以及自然災害，亦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息息相關。近年來面臨全球暖化乃至海平面上升的自然議題，在產生各種討論及爭辯的同時，世界各國也紛紛採取碳權限制等措施。眾所周知，人類在歷史時期曾經遭遇不同氣候溫度的變遷，不同於今日所面臨的暖化問題，十四世紀前期世界各地則經歷了氣候寒化的趨勢。嚴寒的氣候不僅為疫病擴散提供有利條件，同時造成河湖結冰、糧食歉收等生態衝擊，對當時蒙古帝國的生計交通造成不小的影響，對政權更迭亦產生一定作用。
疾病、氣候等自然變遷與人類文明間的互動，顯然不只是當代社會才突然出現的議題，如何從歷史的縱深理解此現象，不當僅僅是二三素心人於荒江野老屋培養之紙上考證，更應該是當代世界公民的基本人文素養及社會關懷。在此脈絡下，呈現在讀者眼前這本《一三四八年：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的譯本，對於臺灣社會乃至華文圈的思想視閾之開拓，兼具歷史知識及現實關懷之意義。作為《歷史的轉換期》叢書中的第五冊，這部以一三四八年鼠疫爆發作為敘事起點的分冊，可謂別開生面。就世界史的分期而言，本書主要聚焦於中世（medieval），上承晚古（late antiquity），下接近世（early modern），尤其是為理解蒙古帝國統治前後歐亞大陸的歷史轉折，提出許多精闢的見解。
一如《歷史的轉換期》它卷，本書深刻體現日本學界長期推動整合東亞史、歐洲史、內亞史、海洋史等不同專業背景的歷史學者進行集體出版合作。因此本書以豐富多元的歷史觀點見長，不僅在探討之歷史材料及具體個案上橫跨歐亞東西，更能結合宏觀的疾病史、古氣候學，並關注微觀的心態史；又能在探討帝國興亡的同時，留意基層社會的作用。這種出入東西而兼顧上下的史觀，在現代歷史學發展日益專精的情況下，實非依賴個別學者之博學多聞，而是亟需整合多元專業學者的跨領域對話。
本書涉及史事、時代、地理範圍等多元面向，惟背後亦涉及共通之思想議題，值得讀者留意，在此就兩點拋磚引玉。其一，在自然環境面前，人類文明發展的能動性（agency）為何？從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出的「人定勝天」說，到主張氣候決定大國興亡的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經過現代化乃至後現代洗禮的當代社會，究竟該如何看待人類與環境的關係？歷史學的人文視野又能提供何種省思？觀照一三四八年的鼠疫與二○一九年的新冠，乃至二者與人類文明全球化的干係，或使識者不禁要進一步追問：歷史學縱使不為現實服務，然而歷史學者是否應該甚至可能放棄現實關懷？
最後，疾病與環境史的歷史書寫，背後亦涉及時間性（temporality）的思辨。整體來說，歷史過程的發展是漸進的，然而歷史時間卻非均質的。歷史事件的產生，自然有其時空脈絡與前導條件，所謂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歷史的潮流亦需一定時間的積累。另一方面，特定歷史事件的發生，不時改變甚至逆轉了時代的潮流，其中疫病的爆發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歷史時間的延續性與異質性，本身並非二元對立的矛盾概念，卻在進行歷史書寫時，對敘事視角造成挑戰。換句話說，究竟應該追求如錢穆所側重「以漸不以驟」的長時段通史書寫？抑或是專注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凱撒橫渡盧比孔河這般由帝王將相所主導的特定歷史事件？本書通過以一三四八年鼠疫為起點，在關注特定年份所發生之歷史事件的同時，亦留意此前的時空背景乃至其後的深遠影響，以此將特定事件進行歷史脈絡化的梳理與詮釋。這樣的做法，或為新興的歷史書寫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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