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全新修訂版序
我接觸尼采有兩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六○年代初到七○年代初,我上臺大研究所和在大學任講師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一九八四年秋到一九八九年春,我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講課期間。雖然期間時斷時續,但尼采哲學早已內化於我的思想,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悲劇哲學家尼采》是我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第一本書,書中內容集中體現了年輕時的我對尼采的熱情,這種熱情從來沒有消退過,這也是我仍然樂於沿用原書名並特別珍惜本書的原因。兩年後我又寫了一本小書《莊子哲學》(臺灣商務印書館於二○二○年改版為《莊子思想散步》)。
我在本書的一九六二年〈前言〉裡開頭就說:「世界上有兩本書是我最愛好的:一本是中國的《莊子》,另一本是德國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我在《莊子思想散步》的〈前言〉曾提到尼采與莊子「這兩者在思想解放和個性張揚方面有許多共同點,而尼采的激情投入與莊子的清明超脫,正有如希臘悲劇中戴歐尼索士(Dionysus;酒神)與阿波羅(Apollo;太陽神)的兩種精神力量的相互對立並又相互協調一樣,亦反映著歷代知識分子內心的種種衝突與求取平衡。」在我的學思歷程中,由尼采的思想園地走向莊子的哲學領域時,無論兩者在歷史文化內涵上的殊異性或同通處,都引起我很大的興趣,直到今日它們的異中之同,例如他們都以關懷人類的命運為主題,高揚人文的精神,闡發審美的人生觀等方面,依然使我讚賞不已,領引著我走向積極而達觀的人生道路。
從尼采到莊子的學思歷程中,使我的思想視野逐漸開闊起來。尼采以生命的眼光觀看藝術,莊子以藝術的心靈審視生命,都給我日後坎坷曲折的現實人生中以無比豐盛的精神滋養質素。
在尼采第一本著作《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中,藉著解釋希臘藝術精神時,賦予酒神以意志的驅動力,並賦予太陽神以思維的清晰性,自後酒神式的肯定人生的精神一直貫穿在尼采所有的著作中,而謳歌生命也成為他作品中的一個主調,比如在《愉快的智慧》(Joyful Wisdom)中說:「生命是不停地將我們的整體轉化成光與火焰。」又如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說:「生命是歡愉的泉源」、「世界如一座花園,展開在我的面前」。
尼采從生命哲學的立場反思西方傳統哲學,認為從柏拉圖(Plato)到康德(Kant)莫不具有這樣的特徵:一是西方傳統哲學注入了過多神學的血液(《反基督》(Der Antichrist);二是傳統形上學依據邏輯推論進行概念的鋪陳,但欠缺生命的活力。正如他在《偶像的黃昏》(Twilight of the Idols)中指出:「千年來西方哲學家所從事的思想工作都變成一種概念的木乃伊(Conceptual Mumnies)。」
尼采對西方傳統哲學之流於神學化的評論,及其理性單一化與概念僵化的反思,啟發了我對自宋明至當代新儒學所倡導「辨異端,辟邪說」之道統說,產生質疑;在進入了莊子世界後,對道統意識之人身崇拜與排斥異端的省思,更加明確。
六○年代後期至七○年代初期,我對老莊典籍的註譯工作,使我更深入道家的領域,自一九六七到一九七四約七年的時間,我完成了《老子註釋及評介》與《莊子今註今譯》二書。臺大校園的一段生活中,從尼采到莊子的著述工作,是我學術人生一個重要的開端。但也就在這時期,我參加了七○年代初臺大校園中的保釣運動,由於我和王曉波在「民族主義座談會」上的言論,致使我在一九七三年遭到解聘,並導致臺灣學術史上史無前例的臺大哲學系事件,這使我的現實人生跌落了谷底。然而追求民主與民族的理念,一直是我生命中的兩個主軸,這個理念也不時呈現在我對老莊的解釋之中。
誠如唐代詩人王維的詩句中所說:「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在臺大哲學系事件後,我的學術活動雖然中止,但正如老子所提示的禍福相倚之哲理,一九七九年我第二次赴美,一九八四年我到了北京大學任教,這是我學術人生的另一個進程,有關《易傳與道家思想》與《道家的人文精神》等論著,都是在北大任教的十二年頭裡所撰寫。一九九七年我又獲得臺灣大學平反復職回到母校任教,而今從臺大退休之後,我又有機會到北大任教。
何其幸運,自己能夠在臺灣大學與北京大學的不同時空裡,講授尼采與莊子的課程。
在我的生命歷程中,正如當代文學家鍾理和先生在〈原鄉人〉中所說的:「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我的家鄉是福建長汀的客家村,兩岸校園的生活確實使我與原鄉的距離越來越遠,然而我終究在尼采的思想中找到我的精神家園,在莊子的天地裡找到我心靈的故鄉。
二○二二年二月於臺灣大學宿舍寓所